易纲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“货币政策常态化”分论坛答问

主持人：中方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？

易纲：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，没有实施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。对于主要经济体央行缩表，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变化，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.7%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.8%。中美利差处于相对舒适的区间。包括货币市场的隔夜和 7 天利率在内，美中利差也在一个舒适的范围内。总之，我们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做好了准备。

主持人：中国目前是否在考虑提高基准利率？

易纲：中国正在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。目前，我国还存在一些利率“双轨制”。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，二是货币市场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。目前，我们放宽了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，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可以按照基准利率上下浮动，实际存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确定。商业银行自身条件。事实上，我们最好的策略是逐步统一这两条轨道的利率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市场化改革。

主持人：金融业开放后，外资机构会对国内机构产生影响吗？未来几年国内金融市场是否会发生巨大变化？

易纲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，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经营，我们将平等对待内资和外资。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取决于其自身的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。目前我们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，实际上为很多细分行业的开放提供了机会。虽然每个细分行业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，但我们的原则现在很明确，即在现行审慎监管体制下，中外投资一视同仁。再过几年，我相信中国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，金融行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升，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我们还将拥有更好的监管环境和更大的金融安全。

主持人：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增长很快。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？

易纲：中国确实存在高杠杆和高负债的问题。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，我们认为一是保持债务水平稳定，二是优化债务结构，平衡政府债务、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。第三个任务是使总杠杆更加合理。通过以上做法，可以实现漂亮的去杠杆。

主持人：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？

易纲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比较复杂。我有以下观察。首先，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。中国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末端，将从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进口零部件，加工后出口到美国。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东亚产业链对美国的顺差，所以贸易平衡问题应该从多边的角度来看待。其次，这是一个宏观问题。如果看国民账户的恒等式，等式左边是经常账户，等式右边是政府赤字、投资和私人储蓄。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在扩大，财政赤字越大，经常项目赤字就越大。美国投资在上升，储蓄率在下降，经常账户赤字在扩大。按照这个身份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更难解决。第三，看贸易，不能只看货物贸易，还要看服务贸易。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。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增长较快，近十年年均增长近20%。去年，赤字超过380亿美元。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后，美国可以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，因此，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加，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。作为最后一点，我想说我们需要看看美国的跨国公司。他们在中国销售了很多产品并且非常有利可图，但都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存在。当我们看中美贸易不平衡时，我们不包括这些。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也许能够看得更全面。综上所述，我们需要仔细分析，认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，是一个长期问题，需要更加理性地解决。他们在中国销售了很多产品并且非常有利可图，但都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存在。当我们看中美贸易不平衡时，我们不包括这些。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也许能够看得更全面。综上所述，我们需要仔细分析，认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，是一个长期问题，需要更加理性地解决。他们在中国销售了很多产品并且非常有利可图，但都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存在。当我们看中美贸易不平衡时，我们不包括这些。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也许能够看得更全面。综上所述，我们需要仔细分析，认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，是一个长期问题，需要更加理性地解决。

主持人：中国会用货币政策来处理中美贸易问题吗？

易纲：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综合考虑国内经济，服务实体经济。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外汇市场现在运作良好。目前，外汇市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，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整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。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外汇干预。而目前的外汇市场可以很好地为个人和企业服务，也可以让中外企业轻松进行贸易和投资。我认为未来外汇市场也会更好地运作。

主持人：货币政策正常化和金融业对外开放会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哪些好处？中国银行业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？

易纲：货币政策正常化和金融业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利的。我们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这些政策都有利于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内竞争力，以及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后的国际竞争力。

腾讯：去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虚拟货币的监管，禁止所有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。中国人民银行今年是否会出台新措施，中国人民银行如何看待区块链？

易纲：我们确实认为虚拟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相对较少，而且存在一些投机活动，甚至还有一些洗钱活动，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对虚拟货币持谨慎态度。但实际上，在当前全球对数字货币（digital currency）的研究中，中国走在了前列。中国正在研究数字货币、区块链技术和金融技术，探索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，安全发展这些技术，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，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利用数字货币的正能量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。

《经济学人》：中国会受到“流动性陷阱”的影响吗？

易纲：简单来说，中国离“流动性陷阱”还很远。但是，“流动性陷阱”的极端情况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考虑。

中国国际电视台、凤凰财经：中国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是否有新举措？下一步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？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后，监管模式将如何变化，是否会走向“混业监管”模式？

易纲：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。与以往相比，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、外商直接投资（ODI），还是金融市场，如何让外资进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，中国的股票指数如何纳入世界主要指数，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些。是做。包括刚刚宣布的沪深港通每日额度增加，其实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有序实现，让大家使用资本项目越来越方便。同时，我们的改革步伐是稳健的，仍需控制风险、稳中求进。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、市场驱动的过程。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样的需求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省交易成本，对冲货币错配风险，我们都乐见其成。然而，它主要是由市场驱动的。我们需要让人民币与美元、日元、欧元等其他货币平等竞争，让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哪种货币。关于监管，我们目前的方向是加强监管，但基本框架还是分开监管，各监管机构职责明确。但是，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跨市场、跨产品和跨机构的风险传染。例如，我们的大型资产管理指南的目的是使银行业，

Q：成立网络联盟有何监管意义？

易纲：网络的建立主要是从公平竞争和支付系统安全的角度出发。中国的第三方支付，包括移动支付和移动支付，走在世界前列。全世界都在说中国的移动支付很方便。但是，在这个开发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风险。如何在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风险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必须平衡它。我们的系统设计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

腾讯新闻等：我们注意到央行现在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市场流动性，利率调整似乎更具象征意义。这是否意味着从利率双轨制向市场化利率调整的逐步调整？目前虚拟货币交易论坛，美国加息预期强烈，中国是否会效仿？去年房贷利率上调是不是变相加息？接下来房贷利率还会继续上涨吗？

易纲：关于利率，我刚才讲了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稳健的。看看我们的隔夜利率、7 天利率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。在很多发达国家实行零利率的时候，我们的利率还是很稳定的。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，那么当其他国家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时，我们将保持良好状态。比如美国6次加息，但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始终比美元高出80-100个基点，利差保持稳定。我们认为，当前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稳定，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。观察政策是否稳定，政策好不好，一是看它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，我们的融资状况如何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多大。二是看预期，即人们如何看待未来。考虑和分析这两个方面，我们处于一个相对适中的范围内。

中国日报：在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，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会出现波动。如何管理这种波动？

易纲：目前跨境资金流动平稳。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候，我们会考虑资金流动的问题。我们希望资本流动稳定，有利于全球资源配置。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由于中国股票和债券被纳入MSCI和彭博指数，外国机构投资者需要配置此类资产，因此需要投资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。同时虚拟货币交易论坛，中国投资者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。目前，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较低。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，中国人民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。

主持人：您刚刚宣布的金融业开放措施是中国的“大爆炸”吗？

易纲：中国哲学强调“循序渐进”和“循序渐进”。我们在推进我们的政策时非常谨慎。我刚才讲了，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。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；三是在开放中注意防范金融风险，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相匹配。所以，这些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，在我们评估各种条件已经成熟、监管到位、数据到位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前行。不能用大爆炸来形容。